子曾经曰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无讼”，这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也是我国古代社会长期以来追求的目标。他们希望通过礼乐教化，使各个阶级的人安守自己的本分，化解所有纠纷。
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以下诉上，往往有原罪。尤其到了明清，晚辈控告长辈，妻妾控告丈夫，奴仆控告主人，百姓控告官员，即使情况得实，起诉者也会受重罚。
但此类不平等，无论是东方用“礼”的框架做修饰，还是东西方都有的制度上的差别对待，都是资产阶级革命前社会的常态。
这类不平等往往在立法时就确定了，倒是与是否重视法制并无太大关系。
而更常见的状况是地位相近的人之间的诉讼。比如说，张三与邻居李四有土地纠纷，他们会不会去对簿公堂？
大家可能会联想到各种版本的“六尺巷”故事。
随意摘抄一个版本：
大学士张英的府邸与吴姓相邻。吴姓盖房欲占张家隙地，双方发生纠纷，告到县衙。因两家都是高官望族，县官欲偏袒相府，但又难以定夺，连称凭相爷作主。相府家人遂驰书京都，张英阅罢，立即批诗寄回，诗曰：“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得诗，旋即拆让三尺，吴姓深为感动，也连让出三尺。于是，便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道。
虽然这类故事本意是追求“无讼”，推崇“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忍让态度，但也能从侧面看出，当两家有了纠纷，真要对簿公堂也是可行的。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此类故事里纠纷的双方必是高官望族。而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解决纠纷可能还是得诉诸乡绅、族长的调解。比如明太祖的《教民榜》中规定：“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辄便告官，务要经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历代具体的形式不同，但本质大同小异。
如果不服调解，横下心来就是要上诉，倒也是有的。普通百姓文化程度不高，往往需要讼师为其出主意、写诉状。这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在调解中处于弱势者的利益，削弱了乡绅、族长的权势，还增加了官员的工作负担，“诋毁”了官员的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因而不时被诬为“讼棍”，受到士人鄙夷。
如此制定规则，从意识形态上说，自是要维护“礼”的秩序，达到垂拱而治的状态。但问题是，“无讼”明明是实现大同之后的结果，而非途径。为什么在社会的道德境界远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时，就为争讼制造重重阻碍呢？
是懒政吗？
我觉得是。
从功利角度说，追求公平有损效率，司法的公正确实耗费公共资源。
古代生产力极为有限，平均数千名百姓才有一名官员，而断案又只是地方官工作的一小部分。如果有什么小事都要诉于公堂，怎么忙得过来？
不得已只好懒政，不得已只好损失一些人的利益。
也就只有到了现代，生产力水平夸张地突飞猛进，社会才能提供大量的不事生产的知识分子，把一部分精力放到分配的公平性上来。
但为什么人类社会会在有了条件后，就去追求法制，追求公平与公正呢？
看上去追求公正只是个“零和游戏”。在辩诉中，经济案件中受争议的资产不会增值，刑事案件被伤的人也不会因此康复。
实际上甚至是个“负和游戏”。控辩双方的律师的能说会道的嘴要吃饭，是从争讼双方的腰包里出。在极端情况下，甚至比的就是谁的腰包能撑更久（如《硅谷百亿美金骗局中的众生相：发明家和律师》中的故事）。而国家权力的立法、司法、执法更是要花纳税人的钱，即使她们大多数人并不打官司。
肯花这些代价，难道是因为对公正的追求是人类的本能吗？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