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结尾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人类社会即使付出代价也要追求公平和公正，是出于本能吗？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并更关心的是，不管是不是处于本能，维护公平和公正对于社会整体都是有价值的。
比如，很多时候，人们会把研究、设计的成果注册成专利，通过公开的方式换取保护。
专利本身就是一张纸。它有价值，是因为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有强制力保证别人不能无偿使用与你同样的想法，也是因为如果盗用了，你可以成功打官司获得赔偿。
正因整个法制系统保证了这个规律的“理所当然”，大多数情况下，大家不用走上法庭，也会因这个威慑力而“自觉”遵守。
研发者也因此才更愿意投入资金、精力来研发。
如果没有法的保障，研发者未必没有别的途径保障利益。比如，可以像可口可乐配方那样选择保密，也可以利用先发优势建立品牌、抢占市场（我倒觉得这才是可口可乐不用专利的主要原因）。但这些途径对有些创新的种类成本太高，或未必有效。
正是“法”这个达摩克利斯之剑，保护着现代文明的参与者，让我们可以心无旁骛地专注于自己擅长或乐意的事情上。
在我去年推荐过的《资本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Capitalism）中，有这样的一个观点：
考虑一个简单模型，假设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产品：食物和服务。食物能在任何国家生产，而服务只能在法制的国家“生产”。
法制社会需要靠普通公民的共同支持、维护。而有很多国家及其民众为了省事，做不到这一点，无法形成法制社会，也就无法“生产”服务。
这样一来，服务成为一种比食物更加稀缺的商品。
通过群聚效应（详见《为谁辛苦为谁忙：为什么你会搬到大城市工作？》）受益的都是属于服务的这类商品，它们的发展得益于法制，因而收益的一部分也应该与维护法制的全部国民共享。
虽然这个观点的口吻像是在玩“文明”游戏，但确实耐人寻味，具体我就不讨论了。
说完维护法制的价值，我还是对它的巨大成本心有芥蒂。既然前面用专利举例子，这里正好谈谈“专利流氓”。
引用维基百科的说法：
专利流氓，是一些积极发动专利侵权诉讼以获取赔偿，却从没生产其专利产品的个人或公司。
恶质的专利流氓在明知胜算不高的情形下，仍提出专利诉讼或以提出专利诉讼为威胁，并利用被告不愿花费高额诉讼费用的心态，迫使被告付钱和解。
不是说好规律对于发展生产力的价值了吗，为什么这里看上去反而有害了呢？
这还是没有离开我们谈的规律的成本与价值的范畴——维持这个规律的成本太高了。
这些纠纷往往并不黑白分明。如果诉讼的可能结果毫无争议，双方早就可以毫无怨念地结束纠纷。
旷日持久的官司就成本高昂。如果诉讼的费用不是那么高额，被告就不会被迫和解。
要解决这个问题，禁止专利流氓是行不通的，毕竟它们是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事，谁能分辨是流氓还是正当防卫呢？它们的出现更像是维持法制必要的代价。
在我们后人看来的正义斗士宋士杰，在他生活的明朝的官方眼里就是个讼棍。今天看来无恶不作的专利流氓，在后世看来可能也同样完全正当。
本质就在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我们越来越能够负担追求公正的成本，或者说公正带来的价值超过了成本。
那么，除了从道德上口诛笔伐，我们就只能容忍它们吸实业者的血了吗？
我想，如果未来专利流氓会销声匿迹，应该是因为一些途径让官司的成本下降。
如果要我预测，我觉得那个途径是信息技术。
自从信息技术开始在人类社会占据一席之地以来，法律信息学（legal informatics）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近年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的风口下，国内外更是诞生了不少涉及不同垂直场景的“互联网+”法律的创业公司。
等潮水退去，总能留下一大批经得起实践经验的公司。我想，它们会用技术降低公正的成本，让我们更加公正得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