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刚巧看蒋勋说宋词，提到周邦彦和李清照一反苏轼时代的作风，开始在词作中追求音律，追求形式，他觉得是因为“北宋一百多年的承平以后其实没太大的事件发生”。
暂且不论苏轼和周邦彦从所处时代相差得是不是真的大到起决定性作用，但他们的经历确实是迥异的。
这也许是苏轼生命的不幸，却是他作为艺术家以及后代作为观赏者的幸运——他词中的事件性，那种深思和豁达，来自于他的起落，来自于他不得已走遍的千山万水、而获得的人生体验。
就像苏轼不是为了写词而去主动经历这些，李清照和周邦彦也不可能为了写词去让自己被下狱、被流放，那你让没条件走出书斋的李清照、一生平顺的周邦彦能做什么？
创作者的宿命，就是去尽可能地表达世事在自己身上的痕迹，而无法强行去表达不属于自己的情感。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对模仿这一技能的充满鄙夷，他觉得模仿者缺乏信念，永远是次一等的。这或许失之偏颇，但至少我们可以相信，在同等的能力下，一个有切身体会的人能够产生比其它人更真实的表达，而真实往往意味着力量。
这就引向了一个很悲观的结论：
今天的我们的社会形态似乎已经不会像几十年间那样变化万千，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新故事可讲，艺术作品不可挽回地走向无聊。
这也许是真的，但我们反正无从改变社会的进程。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倒是对此充满希望。
试问，中国大地上有上千个海丰这样的县，有无数人曾跟五条人一起在城乡之间徘徊，但为什么是他们写出了这些作品？
也许五条人会因为其作品的叙事而在文化史上留有一席之位，但我们不能忽视他们的成功也同样来自作品中散发的诗意，饱经世事后的人格魅力，几千场演出中成长起来的表演功底。当然，还有通过长年累月广泛从书影音中摄取养分，靠吃文艺长大，而形成的学识和品味。
作为一个欣赏者，可以仅凭一点而喜爱上一个创作者，但一个创作者的成功绝对是诸多因素的共同结果，只是或许其它几项在群星璀璨的竞争者中没那么耀眼罢了。
五条人的仁科和阿茂即使都曾家道中落，其实也都出生在相对殷实的家庭。他们当年也刚好都生活在珠三角的小镇，能比较方便地接触到漂洋过海的打口碟。而大多数小镇青年，恐怕没有同样的机缘，也就没有机会做出有同样质量和力道的作品。
而当下这个稳健而寡淡的时代，也许不能让一个人的故事更精彩，但能让更多有精彩故事的人被听到。
教育的普及，消费水平的提升，甚至创作门槛的降低（如快手），带来了更大的有资质的创作者的人口基数。
我相信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绝对还有无数尚未表达的独特个人体验，等着写故事的笔出现在之前不曾到过的手中，把它书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