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读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整理阅读时记录的几段想法,很多只是借题发挥,跟书未必有太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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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展现的自由主义,与当今一些人对待自由主义的方式有显著不同。
对哈耶克而言,自由主义不是一种信仰或理所当然的选择,而是一种基于科学推理和论证得出的正确决策。他将自由主义视为科学命题,类似于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而非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口号式信仰。
这种科学态度的价值在于,它为学术争鸣提供了基础,后来的学者可以在他的论点上进行补充或反驳,使其保持鲜活。在如今的舆论与政治环境中,理性主义已经变得十分稀缺,不论观点所属的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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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耶克提出他的观点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了各自的实践。站在当下看哈耶克的观点,如果我提出反对意见,我会从这样的角度切入:
哈耶克确实证明了自由主义比计划经济的风险更小。因为在计划经济下,人们不仅需要让渡自由,还缺乏真正的法治保障。技术上,计划经济要求信息不对称下由一群人来进行全知全能的决策,必然存在犯错的风险。更重要的是,计划经济无法预见决策是否符合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在多元利益之下,这种不确定性和不信任更加明显。
然而,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可以承认这一点的同时提出反对意见。我认为,与其说“通往奴役之路”,不如称之为“通往冒险之路”。在哈耶克眼中,自由主义可以带来稳定的80分,而计划经济虽然有机会达到100分,但更可能是60分甚至更低。为了安全起见,选择80分的自由道路似乎更为合理。但问题是,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你能完全决定自己的境遇的世界。如果其他人选择了冒险之路,并获得了(即使是暂时的)90分甚至100分呢?
比如,美国的美联储在自由经济体系下,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计划经济补丁”,通过微操和大胆决策,帮助美国获取了比更自由主义的欧洲更多的利益。欧洲如今日薄西山,是否后悔选择了更自由的道路呢?也许不后悔,求仁得仁也是一种智慧。
另一种情况,比如中国,曾处于极度贫困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冒险选择计划经济的道路,给政府更多微操作的空间,可能是相对划算的选择,毕竟也无所谓失去。在这种背景下,选择统筹规划的道路,实际上帮助中国以更快的速度达到了今天的成就。
如果完全依赖市场,自然发展,中国不可能以这样的速度赶上现代化进程。在缓慢发展中,多少机遇会被错过。而国运和世界大势这些东西,错过了就不会重来。这就是保守主义者与左派的根本分歧:这是一个思想上的价值判断,而非简单的是非判断。保守主义者认为,好的东西终会实现,慢慢来可以稳步前进。而左派则认为,慢慢来虽然终有一天会达到目标,但错过了机遇就意味着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代价是更多代人的不幸。尤其是近代中国,经历了太多苦难,要摆脱这种命运的动力太强了。
中国的选择也有一部分是艺高人胆大,虽然经济基础薄弱,但毕竟有几千年的政治智慧,虽不能左右客观条件,但通过一定程度的微操,获取相对更好的结果,还是值得尝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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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走,向右走,到底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
这本书的优势在于,虽然作者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价值判断(他假设所有人都和他有相同的价值观),但至少在事实判断上,他做到了深入剖析,真正分析透彻。在这样的前提下,无论你的价值观如何,他的事实分析都有助于你最终得出符合自己价值观的想法。
而如今的键政者,不管是吹捧还是批判,天天把哈耶克挂在嘴上,但重心放在价值判断上,在事实分析上泛善可陈。即便他们的价值判断与你一致,也毫无营养,还不如看站在对立观点的哈耶克,更具体地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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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对文革,或者说改革开放前的生活持有积极看法。我认为这有几个原因:
首先,全球的政治倾向在向左转,尤其是在中国,许多人对市场经济下出现的各种问题难以忍受,因此自然而然地将这些问题归咎于市场经济,从而对过去的时代产生更多的怀念。
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离那个时代越来越远,美化或丑化某些事物变得更加容易。
最后,视角的变化也影响了看法。过去,文革的叙述大多来自伤痕文学或文人回忆录,主要是当时被作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的视角。然而,现在人们逐渐意识到,这部分人只占社会的极少数。就像看待古代王朝的兴衰时,不能仅从皇帝的视角出发(“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而应从更广大的群众视角来看待整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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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美国战胜苏联是因为自由主义经济的成功,那么今天美国在生活条件和收入水平上优于欧洲,就可以说是因为汲取了计划经济的精华。而别的国家,明明没有欧洲那样的经济基础,却想像欧洲一样搞彻底的自由主义,那结果就远不如欧洲了。
可能是因为最近读苏洵,莫名觉得有点战国(和古文运动)的雄辩之风,就让ChatGPT翻译了一下。
若言美国胜苏联,因自由经济之功,则今日美国之优于欧洲,乃得计划经济之妙也。然有他国,无欧洲之经济根基,却欲步其自由之策,终不及欧洲之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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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厉害之处在于,它跳脱了当时人们对计划经济的普遍向往,用具体的论证敲响了警钟。然而,受时代或视角的局限,作者有时认为显而易见、可以作为论据的观点,其实未必如此。举几例:
“冷酷的事实常常迫使人们进行痛苦的选择,人们希望解除这种痛苦,这不足为奇。但是几乎没有人愿意通过由别人替他们进行选择来解除它。”
“但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者会认真地期望把现在的资本资源平均分配给全世界的人民呢?”
“谁能想象竟会有一种共同的公平分配理想会使挪威渔民同意放弃改善经济收入的前景以便帮助其葡萄牙的同行,或使荷兰工人在购买他的自行车时多付价款以便帮助英格兰考文垂市的机械工人,或使法国农民缴纳更多的税金以支援意大利的工业化?”
以最后一段为例,苏联作为一个准国际组织,后来确实尝试在联盟内部推行这种做法,虽然效果不算太成功。而今天的中国,其区域之大,对英国人来说几乎与“国际”无异,也实现了空间上的支付转移。事实表明,一旦这种认同感建立起来,这种分配理想是可以实现的,尽管实现过程十分困难。即便在中国,这种认同也是通过复杂的民族国家构建逐步形成的,而欧洲至今仍未能建立起类似的欧洲认同,当时的英国人就更难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