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讲了一群尝到了改革的甜头，从而不满足于此的人，发起了法国大革命。这次来讲的是他们在大革命期间的表现。
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
然而，大革命好像并没有在“自由”和“博爱”上作出什么贡献。难怪勒庞会吐槽说：“除了装扮语句之外，它们几乎毫无用处”。
至于“平等”，经济实力渐渐崛起的资产者们，自然是希望能在社会地位上（尤其是税赋上）与贵族平起平坐的。
有人会鄙视说，他们并不是追求真的平等，更是以平等为旗号，让自己高人一等。就像《动物庄园》里，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一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
我倒觉得这无可厚非。毕竟“取乎其上，得乎其中”，追逐权力，自然是多多益善的。
可问题是，在这追求“平等”的路上，整个法国陷入了疯狂，几乎血流成河。
最为典型的要数1793年到1794年间的雅各宾专政，也就是恐怖统治时期。
这个时期山岳派得势，大规模处决各方敌对势力，从国王路易十六，到皇亲国戚，一直到曾同属雅各宾俱乐部革命者的吉伦特派。
而在山岳派里，埃贝尔、丹东、罗伯斯庇尔也有各自的派别。他们一个个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他们一个个从砍别人脑袋，到自己走上断头台。
短短一年，上万脑袋咣当落地。
大多数掉落的脑袋，并不属于“革命对象”贵族和教士，而是属于不同阵营的革命者，以及态度“不够革命”的普通百姓。
他们在闹些什么？
在《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学》里，勒庞用“神秘主义”来概括这种心理。
他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拥护者把自己的主张当作绝对真理，当作一种信仰，理所当然地去迷信。
他们既然自信只有自己是对的，也就觉得只有自己有“自由”去打压、甚至肉体消灭其它主张的人，即使同属革命者。
正是因为每一方都有自己的想法，不管得不得理都不饶人，才会一方唱罢，一方登场，一地鸡毛。
而国民议会里“沉默的大多数”，看到哪方得势就支持哪方，一次次做出自相矛盾的荒谬决定。
这样的观点简单粗暴，也很响亮，甚至在一个世纪后，还被好些人奉若圭臬，言必称“乌合之众”。（如果没注意的话——《乌合之众》正是勒庞的作品）
然而，恐怖统治未必不是局中人的不得已。当别人有可能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为了自保，只能更主动、更激进。逆向淘汰从此生生不息。
勒庞其实并没有忽视这一点，而恩格斯在比他更早的1870年，就有过这样的精妙的评价：
法国人由于害怕发生必须加以正视的局面，老是处于惶恐不安的境地，从这里可以更好地得到关于恐怖统治的确切概念。我们通常把恐怖统治理解为造成恐怖的那些人的统治，实际上恰恰相反，这是本身感到恐惧的那些人的统治。恐怖多半都是无济于事的残暴行为，都是那些心怀恐惧的人为了安慰自己而干出来的。我深信，1793年的恐怖统治几乎完全要归罪于过度恐惧的、以爱国者自居的资产者，归罪于吓破了胆的小市民和在恐怖时期干自己勾当的那帮流氓。
从托克维尔到勒庞，都有这样一个共识：
法国大革命断壁残垣、血流成河所取得的可怜的革命成果，本来可以靠渐进的文明的进步轻松获得。
历史无法假设，这很难证明了。
但为什么当时的人们会放任这样的乱象，而不是选择反革命，回退到更加和平，也更加欣欣向荣的帝制时期呢？请听下回分解。